深圳“变性人”:纪录片入围国际展后去世 曾是夜场反串明星

转自搜狐新闻: https://www.sohu.com/a/396126200_120146415

摘要:2001年,李二毛从四川农村去深圳打工,20来岁的他在酒吧里找到一份做反串表演的工作,他吃激素、整容,成了夜场艳星。变成真正的女人,获得爱,曾是他的梦想。摄影师贾玉川花17年记录了李二毛的经历,却在纪录片获得关注时得知了李二毛去世的消息。

文丨王丹妮

编辑 丨林鹏

李二毛(左)和朋友在阳台合照。贾玉川摄。

火化证显示,李二毛的死亡时间是 2019 年 3 月 14 日。但准确与否,没人知道。

生命的最后,感染艾滋病毒的李二毛从深圳躲回四川老家,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,尸体被人发现时,他已经去世三天。

如果不是贾玉川,李二毛在深圳的朋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死讯。

贾玉川今年59岁,是一名摄影师,从2002年开始拍摄深圳性少数群体的生活,李二毛是他的拍摄对象之一。十七年来,影像让他们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,贾玉川成了最了解二毛踪迹的人。二毛常去外地演出,居无定所,手机号也总换,但他把贾玉川当“亲哥哥”,联系得最多。

2019年,关于二毛的纪录片入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展映单元。前十几年里,二毛总笑嘻嘻盼着去颁奖典礼走红毯,如今机会来了,二毛却消失了。贾玉川“拼命地找”,还通过身份证号码找到二毛老家的政府部门。

“之前说好(纪录片)得奖了要带我去玩的,现在是不是想躲着我?”青青打趣,作为二毛多年的朋友,他早已对二毛的失踪“见怪不怪”了。

几天后,他收到贾玉川的信息:“不用找了,二毛走了”。

陶醉吧

陶醉吧藏在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的一条岔路里,这是一片城中村,挨着几栋老旧的握手楼。低沉的歌声被粗劣的麦克风放大,跟闪动的彩色灯光一起,从塑料门帘的缝隙里透出来。

这是布吉街道仅剩的几家老酒吧之一。

青青年近四十,脸上有褶,但皮肤细嫩,黑色的短发用啫喱整齐地梳到耳后。2000年开始,他赶上深圳娱乐行业蓬勃发展的热潮,成了一名夜场演出经纪人。布吉街道上的几十家酒吧都是他的领地,一晚上他能安排四五十个演员出去,有猛男、有艳星、有人妖。男扮女装进行反串表演的李二毛,是他手下的热门演员之一。

他避开来来往往的车辆,贴着马路沿走在布吉街上,时不时抬手指指,“当时路中间没有护栏,也没这么多车,深圳东站还没建起来,这些高楼都没有……”

陶醉吧的经理安排过很多场演出,接过李二毛十几年前演出的照片时,他皱起眉头。照片里,李二毛穿着镶满靛蓝色亮片的胸衣和紧身长裙,袒露的小腹紧致,几块肌肉若隐若现;纤细的柳叶眉、蓝色的荧光眼影和粉嫩的口红又尽显媚态,让他看起来像个妖娆的女人。凭着这身装扮,李二毛一度成为夜场里的明星。但现在,经理对他毫无印象,“这是反串吧,早就不让演了。”

李二毛(左二)和反串明星们的合影。贾玉川 摄。

今天的陶醉吧,更像是一家属于老年人的KTV。门口贴上了新的海报——“欢唱幸福生活,快乐属于你我,一瓶啤酒到天亮”。几个年轻女孩举着麦克风,陪身边的香港老头唱歌,粤语老歌《你最珍贵》唱完,唱西北民歌《黄土高坡》,一首接着一首。

布吉街道再也不是青青记忆中的样子了。歌舞厅里闪耀的灯球,舞台下醉酒尖叫的男人,浓妆艳抹、舞动裙摆的“姐妹们”,都被这个快速革新的城中村遗忘了。

但在高楼背后的破旧街巷里,青青还能勉强辨认出往日的痕迹。他记得,那几年他们“玩得很疯,赚很多钱”。他也记得已经去世的李二毛——那个穿得很土的农村小伙子,换上演出服就变成了自信、妩媚的明星。

在许多个夜里,李二毛醉醺醺跟他说,“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,就是成为一个女人。”

“被打坏脑子”的农村小伙

对李二毛来说,成为“女人”看上去是偶然的。

2002年,贾玉川在城中村里的一家化妆店拍摄一个跨性别者,李二毛经常和几个男孩结伴来化妆店玩,他们不叫“跨性别者”,直接喊“变性人”、“人妖”。贾玉川举着相机,拍下“变性人”化妆、穿裙子、跳舞的动作,李二毛站在旁边偷看,满脸羡慕。

当时,李二毛是个“很土的农村小子”,穿着破旧的工装,整日在工厂里上班。深圳的夜色撩人,酒吧、会所里弥漫着歌声、酒气和荷尔蒙,这些跟穷小子李二毛无关。

直到认识了“变性人”朋友,开始尝试化女妆,李二毛才感觉生活有了乐趣。

粉扑轻轻一拍,脸变得白嫩,粉刷扫过,蓝色的眼影放大了小眼睛,双唇一抿,妩媚的气质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。李二毛从没觉得自己这么迷人,苍白的打工生活好像有了色彩。

他开始频繁地和朋友们穿女装玩,当时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。二毛借来女朋友的衣服,没有胸,就往衣服里塞破布,下面穿个超短裙,蹬上高跟鞋,在城中村的街道里乱晃。好多人围着看,有小孩追着他们喊“变态”,李二毛笑得更大声,“完全不觉得害怕”。

他身材纤细,面容秀气,很适合女装。青青第一次见到他时,就认定他能做反串演出。1997年香港回归后,资本和狂热的娱乐文化一下子涌进来,演出市场火爆。都市人的迷惘和欲望有了安放之处,像青青这样的外来人员也找到了新的淘金地。

在歌舞团做了一段时间的反串演出后,青青编了个演艺公司的名字,印了几沓名片,自称娱乐公司经纪人,给各大娱乐场所安排演出、介绍艺人。

李二毛和男友小龙在天台谈心。纪录片截图。

“比起女人,更多男人喜欢看反串表演”,青青了解当时的演出市场,“都是男的,不觉得被摸会吃亏,尺度更大”。他印了很多宣传单,到深圳同志聚集地荔枝公园去发掘艺人,“娘一点的,穿女装好看,有市场”。

反串演员一晚上最少能接到三四场演出,每场的酬劳是100到200元,再加上小费,一周比在工厂干一个月挣得还多。李二毛住进青青帮演员们安排的三室一厅,给自己取艺名为雯雯,白天练习,晚上演出。

他不满足于“年轻、扮相好”,开始自己学唱歌和跳舞。演出赚的钱换成磁带,破旧的出租屋里总是回荡着原声和伴奏。他换上带亮片的吊带背心和低腰牛仔裤,跪坐在木板床上,拿一把紫色梳子当作话筒。音乐一响,撩发,甩头,腰身扭动,筋络分明的手指抚摸着自己的肌肤,从胸部滑到小腹。

他越来越喜欢当一个女人,说不清原因。

穿男装的时候,他因瘦弱的身材感到自卑,但换上女装,站上舞台,被无数男人簇拥着的时候,李二毛感觉“如果变成女的,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怕,就能有人爱我了”。

六岁时,李二毛的父亲因拐卖妇女儿童罪被枪毙,母亲身患残疾留在老家,他12岁开始跟着亲戚在重庆捡垃圾为生,20岁到深圳打拼,一直没什么朋友。老家的叔叔责怪他“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”,怀疑是因为小时候被人打坏了脑袋。

李二毛不确定,做这个选择是真实自我的释放,还是一种“逃避”。他把演出攒下来的钱藏在出租屋的一张海报背后,100块、50块、20块。这些钱将用来实现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——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。

艳星“雯雯”

反串明星雯雯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。

九点半,城中村的档口亮起红红绿绿的灯光,塑料椅和折叠桌从店门口架到马路上,随处响起动感的音乐。梳头,上浓妆,再换上金箔纸质感的裹胸长裙,跳上307路公交车,奔向几公里外的酒吧。

在那里,男人们握着酒瓶,跟着灯光和音乐在舞池里摇摆,他们欢呼、尖叫,盼着性感迷人的雯雯站上舞台。

做了隆胸手术后,李二毛更贴近艳星雯雯的形象,他变得更开放,常常邀请观众上台互动,坐在男人腿上唱歌,贴身热舞。玩疯了,男人喊他“波霸”。

性感的外表给雯雯带来了人气和财富,演出一场接着一场,夜里三四点才结束。出手阔绰的香港老板请客喝酒,酒杯贴着四五张百元大钞,递到他的手上。他不拒绝,但也不像其他演员那样主动陪酒、讨好客人。

“这个圈子里,很多人一开始都是为了生存、为了赚钱,时间久了,就出不来了。”青青感觉李二毛陷进去了,离开舞台,他想当个真正的女人。

演出结束后,李二毛蹬掉高跟鞋,换上平底鞋,把背包甩到肩上,一掂一掂地走出去,“不像个明星”。他喜欢跟青青在桥底的大排档吃烧烤,蒜蓉生蚝一口气能吃12个。

骨子里,李二毛是个传统的“女人”。不像其他“变性人”,除了演出和去酒吧玩,他平时几乎不化浓妆,也不爱穿性感的衣服,一件条纹T恤,一双平底鞋,就够了。他爱跟姐妹们打麻将,除此之外,他都跟男人在一起,扮演着“好女友”的角色。

纪录片《他她》海报。图片源自网络。

十几年间,李二毛身边的男人一直在换。窄小的出租屋里配的是双层床,上铺一直空着,他跟男朋友裹着被子挤在下铺。他喜欢做饭、煲汤、跟男朋友一起遛狗。

但幸福的日子总是不长久。

闹分手很经常。青青记得,每次去他那,总能碰到不同的男人。李二毛敏感、多疑,朋友们坐在旁边说笑,他会怀疑是不是在讲他的坏话。男朋友在路上多看了别的女人一眼,或者在公交上跟异性坐在一起,他会觉得对方“不够爱他”。

他总想去证明男朋友对他的爱,常常问“你爱不爱我?”“如果我跟别的男人睡了,你生不生气?”但无论对方怎么回答,李二毛都觉得对方是在骗他,折腾几次,就闹着分手。

青青常骂他傻,劝他现实一点,“这个圈子里找不到真爱的。”李二毛听不进去,把希望寄托在更彻底的手术上。一次分手后,他坐在街头的大排档,一瓶接一瓶地喝酒,哭到身体抽动,“我都不想看自己这张脸,恨不得马上去做手术”。但变性手术花费巨大,钱要慢慢攒。

“最土的人妖”

2011年,李二毛被赶出出租屋,不得不带着新男友小龙回到四川老家。那是离他梦想中的幸福生活最近的一次。

小龙没满18岁,平头,长得白白净净。李二毛觉得他看起来单纯,对他一见钟情。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布吉老街,李二毛像往常一样穿一件条纹T恤,蹬着一双平底鞋,出门遛狗。“这是我见过最土的人妖了”,小龙心想。

当时,小龙在深圳无依无靠,唯一的哥哥因为吸毒被抓,留下一堆高利贷债务。他在夜总会附近晃荡,靠出卖身体、骗女人谋生。李二毛没钱,但愿意带他回家、照顾他、供他吃喝。

“刚开始是想骗他,没想到他比我还惨。”小龙开始心疼李二毛,把骗到的钱拿出来,帮二毛买了一台空调。

在老家,宅基地被人强占,他们没房子住,在空地上用塑料布搭了个帐篷,架个木板铺上干草当作床。四川的冬天阴冷,偶尔下雨,水顺着塑料布的缝隙渗进来。二毛掂着脚,用抹布吸干雨水,钻回被窝,小龙握住他的手,帮他捂热。

在老家,他们锄地、洗菜、生火做饭。二毛在帐篷里养了鸡仔,想搞养殖,他还有了自己的计划,来年春天,搞个池塘,再养青蛙。他们开始想“做个清清白白的农民”,大年三十在帐篷上贴了春联,上面写着“居家创业业兴隆”。

二毛带着心爱的人去上坟,一边烧纸钱,一边跟父亲介绍,“这是小龙,我的爱人,可能你们不太能理解,但下面的社会应该更开放嘛,希望你们原谅哈。”

在农村,“变成女娃”的李二毛成了一个笑话。尽管他把长发绑到耳后,用厚实的棉袄遮住胸部,但仍免不了被说闲话。他干农活时,总有村民围在边上嘲笑他。

李二毛并不在意,他唯一担心的是,到了夏天该穿什么,才能遮住自己变成“女性”的身体。但不到半年,还没来得及发愁,他们就被生活逼得转卖老宅,回到深圳。

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城市,消除了乡村生活加在爱情上的滤镜。小龙爱打游戏,常常旷工,原本多疑的李二毛经常哭闹,动不动要自杀。

“小龙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男人”,二毛离不开他,“像我这种人妖,真的很难找到真心爱的人。”他还问过小龙,“你愿不愿意娶我?如果愿意,我就去做变性手术。”

拉扯两年后,最后一次吵架,小龙没再回来。“什么爱情,都是假的。”李二毛也一度消失了。

“挺胸做人”

得不到爱,李二毛没了当女人的动力,开始用更现实的眼光看周遭的世界。

深圳的发展日新月异,城中村里大量酒吧被关停、会所被整治,反串表演的市场越来越不景气,有时候一周只能接到一场演出。

青青看不起那些挨个敲开包厢门去偷偷表演的演员,“又没钱赚,又没了做演员的尊严”,他慢慢从圈子里抽身,尝试发展其他的业务,当滴滴司机、做房产中介。

李二毛没别的技能,为了生存,剪掉长发,又进了工厂。

为了避免惹麻烦,他没有住在男工宿舍,自己租了间便宜的阁楼。平时,他用束胸衣紧紧地勒平胸部,穿上一件黑色背心,再套上宽大的蓝灰色工作服。“也算是融入社会了吧”,李二毛挠了挠平头,苦笑一下,“但还是不能挺胸做人”。

“回想我这十几年的变性生活,像是一场梦。”他在视频里对贾玉川说。那个性感迷人的夜场明星和渴望爱情的女人,都被他藏在束胸衣下,成了不愿提起的秘密。

但还是被人发现了。2017年,工友看出来李二毛有胸,骂他变态,对他拳打脚踢。他无力反击,也不知道怎么办,只能跪在警察局门口跟贾玉川哭诉。

为了“活下来”,李二毛想再做一次手术,把胸摘掉。他觉得男人纹身不好,把跟小龙一起纹的图案洗掉。他开始否定自己之前的性取向,“一想到原来跟男人的性行为,就觉得恶心。”

现实中的一切都乱了。他的脑海里有时候浮现出女人的身体,一下又闪过男人的影子。

在贾玉川的帮助下,他找到一家愿意免费帮他做取胸手术的医院。他计划着,等变回男人,要开始为新的梦想努力——攒钱在深圳买个小单间,跟女人成家,再生个孩子。

但一切还没开始,做完身体检查后,医生告知,他感染了艾滋病毒。

“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”。他不敢上网查艾滋病相关的资料,在路上看到救护车和医院就心里发慌。他哭着感叹,从小到大,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女人,他都“没对社会作出过什么贡献,像是浪费了粮食”。

李二毛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。纪录片截图。

到医院复查的前一天,他拒绝面对现实,跟贾玉川和青青等朋友断了联系,再次消失。直到他在老家去世,朋友们也不清楚,他到底有没有接受治疗,有没有按时吃药。

贾玉川记得,李二毛得知自己患病时说过,他想在活着的时候回一趟老家,再去一次香港。他很喜欢香港,刚来深圳时,他买来粤语歌磁带,一句一句地学讲白话。梅艳芳是他的偶像,他在深圳的出租屋里,看了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的视频。

那是2003年11月的香港红磡体育馆,梅艳芳身穿一件白色婚纱,唱起了《夕阳之歌》。李二毛一直记得她在舞台上说的话,“我成日觉得,夕阳和黄昏好靓,但好短暂,我们要珍惜,要争取身边想爱的人,要不然一眨眼什么都没了。”

他觉得,这说的是爱情,也是他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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